人类的进步有很大一部分体现在思想上的进步。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次改变人类历史的思想运动。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文艺复兴运动等等。当人们谈起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运动时，就必须提起发生在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
当年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是如何兴起的？又曾经过怎样的历程？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让我们再次走近历史。
④1920年3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从左至右）的合影。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由一部分激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发起的反对封建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其最大的目的是要打破封建主义的束缚，建立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以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起点和中心阵地，以民主和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旗帜，向封建主义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在这其中，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解放领袖式的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易白沙、吴虞、钱玄同等都是比较著名的代表人物。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这些思想启蒙家向人们提出了提倡民主，反对封建专制和伦理道德，要求平等自由，个性解放，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提倡科学，反对尊孔复古思想和偶像崇拜，反对迷信鬼神，要求以理性与科学判断一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和文言文，开展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等作为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思想运动，这些新思想的产生，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作为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尤其是在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慢慢的变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运动，一场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逐渐取代了旧民主主义文化运动。
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爆发后，许多先进的社团、报刊、杂志应运而生，如同雨后春笋。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出版物有上海的《星期评论》《建设》《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北京的《少年中国》《曙光》《新社会》；天津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湖南的《湘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武汉的《武汉星期评论》、浙江的《浙江新潮》等等，这些宣传进步思想的出版物从理论上积极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除了上述进步出版物之外，进步社团也发展迅速，除了出现一批活跃的社团组织外，社团在数量上也是与日俱增。在五四运动爆发不久后全国各地就产生了三四百个进步社团组织，例如：北京的“工读互助团”，湖南的“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湖北的“利群书社”“共存社”，广东的“新学生社”，天津的“觉悟社”，另外全国各地还建立了许多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会。正是在这些报刊杂志、进步社团的宣传和组织下，新文化运动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新文化运动的产生标志着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国家的混乱往往反映在思想上的混乱。辛亥革命以后的几年间，中国思想界处于很混乱的状态。新文化运动在某一些程度上理顺了当时中国的思想，人们正试图通过寻找正确的思想来指导人们的行动，以此来实现国家的统一、独立、富强。
面对动荡的中国社会，许多仁人志士试图向西方世界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此时的中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资本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社会主义等等，中国政府也试图通过改革，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社会制度来解决社会矛盾，但是由于政府的腐败无能，社会政治的真实的情况使许多人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想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辛亥革命的爆发直接引发了清王朝的垮台，为了可以建立一个现代的民主政府，成立了中华民国，但是让人遗憾的是，当时的民国政府只是从表面上或形式上模仿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形式，但占统治地位的仍旧是封建的经济、封建的政治；在思想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也还是封建的思想。即使在充满封建色彩的新政府中，其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不久，袁世凯便窃取了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并设法称帝。袁世凯在称帝前已经提倡祭天祭孔，并且通令全国恢复“尊孔读经”。社会上出现了“孔道会”“孔教会”“尊孔会”这类名目的组织，前清的遗老是这些组织的主要人员，康有为不但参加他们的行列，而且是他们最重要的发言人。他们鼓吹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提倡以“孔教”为“国教”，而此时正处于辛亥革命之后，社会局势动荡，人们对辛亥革命之后出现的局面表现出了失望的情绪，甚至是不满。袁世凯正是利用人类对于辛亥革命后局势的失望情绪诋毁民主共和，诋毁自由平等的观念，企图使人们相信只有重建封建礼教的权威，中国才能得救。这种反动思潮是和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相适应的。在袁世凯和张勋相继失败后，孔教会、尊孔会这类组织仍然到处活动。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的说教，加上崇拜鬼神的愚蠢的迷信，再加上使人精神萎靡的低级趣味的文艺，互相交织起来，束缚人民思想，扼杀民族生机，这些消极因素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是巨大的阻力，唯有对封建军阀的统治是有利的。
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进步杂志《新青年》，该杂志发起了冲决这种精神网罗的斗争，是当时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沿期刊。
在新文化运动中，其中一个重要的突破就是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且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这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新青年》的一个重大功绩。
《新青年》的作者们明确地认识到，一个民族的文体形式与其文化、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要改变中国旧有的思想，就必须改革中国旧有的文体。文体的这种改革和文学领域内的革命，是同反对旧政治、旧思想，提倡新政治、新思想的斗争密切联系着的。
通过对文体形式的变革，实现从旧文体向新文体的转变，这不单单是文体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人们接受了一种新的思想。面对各种新思想，《新青年》认为个人主义是他们的新道德、新思想、新信仰的核心。这虽然表现了他们还只能从资产阶级的思想库中寻找武器，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个思想武器是发挥了战斗作用的。从个人有独立自主权利的观点出发，他们提倡独立思考，反对依附古人，反对盲从封建权威，反对做习惯势力的奴隶，要求从封建传统束缚下解放人的个性与才能，使其能获得自由的发展。他们提倡的文学革命也贯彻了这种精神，主张写文章不应模仿古人，而应该用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这些呼声反映了在实际生活和精神生活上深受封建桎梏之苦的青年的要求，引起他们的共鸣。
《新青年》杂志一开始并不叫这一个名字，而是名为《青年杂志》，从1915年9月起的半年内连续出版了6期。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时改名为《新青年》，从此它在青年群众中的影响，也随着发行数量的增加而慢慢的变大。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化思想运动，即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的创立其本意并不是想针对当时的时事政治进行批判，而是想通过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对中国当时的政治制度和体制进行改革。《新青年》的编辑们认识到他们所进行的文化思想工作是和政治紧密关联的。他们不愿意就事论事地议论当时的政治问题，寻求一种根本的改变是势在必行的。
在《新青年》创办的初期，该杂志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指导。《新青年》当时的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如果要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就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也就必须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他们都以为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而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民主共和，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民主共和政府。
《新青年》表示，中国一方面要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政治制度，另一方面也要针对当时十分猖獗的复古尊孔的反动思潮，进行勇猛的斗争。他们举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要用民主和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根据历史和真实的生活，他们指出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这些封建老教条是“奴隶之道德”，是同“今世之社会国家”根本不相容的。他们把打击的矛头直指封建时代的圣人孔子，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浪潮。这些是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和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所不敢说的话。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在中国近代第一次用向西方资产阶级学来的新思想进行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冲击，但是正如他们在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一样，他们的思想其实是半新半旧的。他们抬出孔子做招牌，并没有同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决裂。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某些传统表示否定。他们推翻了两千年来被认为不可动摇的君主制度，也就使附着于君主制度的种种传统观念发生动摇。但是他们并没有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进行比较深入的批判，他们在政治上对封建主义的妥协也反映为对封建思想的妥协。新文化运动，作为反封建的运动是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的继续，而其斗争的彻底性大大超过了前两个时期。
《新青年》认为国家的基础是否牢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思想革命，也就是说思想革命能够为新国家打下可靠的基础，然而这种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他们向封建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开火，实际上就是向封建的旧政治开火。作为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来说，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具有比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当时所进行的护法运动强大得多的生命力。
参加新文化运动的人和为这个运动振奋起来的人，有些始终在政治和思想上停留在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水平上，有些则由此开始了新的探索。世界的形势和中国的现实使他们感到资产阶级思想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运动的发展中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藩篱，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开始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新文化运动为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打开了道路，由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这更使这个运动远远超越了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这两个时期，从此中国的思想文化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其实，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并不是始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早在辛亥革命以前，有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便了解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自身的矛盾，而社会主义社会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理想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被社会主义社会取代。他们已逐渐谈论社会主义，有些刊物上还讲到马克思主义。但是那时人们不过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各派社会主义学说中的一派。他们对社会主义有几种不同的态度。康有为、梁启超一派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可怕的社会制度，然而当时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爆发了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他们都以为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这种社会制度的实现，最好的办法是避免实现资本主义制度。梁启超在有的文章中表示他赞成社会主义，所指的其实只是资产阶级的某些社会改良政策。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认为不必害怕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中国当时还很落后，可以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采取某些措施，预防将来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并能“毕其功于一役”。他们把某种彻底实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方案堪称就是社会主义。还有一些人虽然赞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他们反对发展资本主义，唯恐因此损伤小生产者的利益，因而主张建立小生产者平均主义的社会，这其实是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辛亥革命前章太炎、陶成章一派人大体是这种思想。辛亥革命以前和以后出现了许多所谓的社会主义者，还有一些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一般只能发出脱离实际的浮夸的喧嚣。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从西方除了接触到无政府主义以外，还接触到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这些思想从本质上来说都是社会改良主义，正是因此，这种思想迎合了当时许多改良主义者。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质是一次帝国主义之间矛盾激化的非正义战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一夜之间转变为侵略他国的帝国主义国家，也正是一战的爆发，使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进一步的怀疑。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人民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尤其是先进分子由此开拓了眼界，看到决定人类命运的已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已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辛亥革命究竟为什么失败？爱国志士们的救中国的目的究竟为什么达不到？为这样一些问题苦恼的先进分子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求解答。《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李大钊在1918年到1919年间开始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许多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包括、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等在1918年到1920年间接触到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各地成立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而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并于1920年在其文章中表示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